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，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，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！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？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！
Х滤樟淖ㄕ逯疲悴蛔阄媪恕�
我做小学生时，北伐以后就有政治学习，“党义”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，要背三民主义。“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？”一共三条，答：一，民族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，所以它是救国主义；二，民权主义是它争取什么什么，所以它是救国主义；三，民生主义是什么什么。而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节课做纪念周，纪念孙中山的，叫作“总理纪念周”，校长或其他老师带着我们背《总理遗嘱》，那是国民党的《圣经》，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《毛主席语录》、背“老三篇”或《再版前言》一样。每个教室里都挂孙中山的像，上边横批“天下为公”，那是孙中山题的，他喜欢那几个字，还有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这副对联，下面是《总理遗嘱》。其实，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，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，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，都没有意义。我记得有个教国文的老师是国民党党员，一次在课堂上说：“总理遗像上的这副对联（‘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’）有人说要改一下，改成‘宋氏尚有一龄，同志仍须努力’。”宋蔼龄是孔祥熙夫人，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，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，传说还有一个宋妙龄，可见当时国民党党性程度之低。
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，开口三民主义、闭口三民主义，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，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，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，今天这个军队来，明天那个军队来，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，什么奉系的、直系的、皖系的，我都不了解。过军队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，唱些什么呢？说起来非常可笑，他们唱：“三国战将勇，首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英雄。”三国里的战将谁最勇敢呢，首先就是赵云赵子龙，他在长坂坡单骑救主，一个人就把阿斗救了出来，成了英雄。他们把这个故事作为军歌，非常滑稽可笑，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，如果有的话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了。再比如国歌，中国古代有个《卿云歌》，“青云烂兮，纠缦缦兮；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，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，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。20年代末，国民党北伐，国旗和国歌都改了，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国歌里唱：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个国歌。
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。北洋时期，比如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，提出“兼容并包”，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，有黄季刚（黄侃），有叛徒刘申叔（刘师培），也是位国学大师，早年曾参加革命，后来又背叛了，但蔡元培也要。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，自由主义胡适，陈独秀（现在应该算他是他激进的民主主义了），他也要，还有鲁迅、周作人、梁漱溟，他都要。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，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，把蔡元培抓起来，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，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。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（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，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，把他关在监狱里）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，全民抗战，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，才把陈独秀放出来。释放以后，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，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，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。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，邀他回延安，他也不去，说是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。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，既然把他放了出来，完全可以给他送回北大，那么重量级的人物，无论教不教课、干不干事，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，把他养起来，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，但国民党没这么干。
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。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建设，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、刮地皮，整天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有的纯粹就是土匪，例如“三不知”的张宗昌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，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，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，看不惯了可以抓人，但并没有、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。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，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，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。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，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，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。“科学，民主”，“自由，平等，博爱”，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，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。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候，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，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，上面写着：“仁义礼智信，德谟克拉西”。“德谟克拉西”是什么？我不懂，就回家问，姐姐还笑着说：“这个你不懂。”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（民主），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：中国文化传统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西方的精神传统是“德谟克拉西”。
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，也非常有意思。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，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，也有军服，实际上就是体育课，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，比如救生的知识，野营的知识。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里唱“二十世纪天演界”、“不竞争，安能存”，那是清末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里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理论，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，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，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，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，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。歌里有一句：“哥哥华盛顿，弟弟拿破仑。”后来我们老师还说：“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，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。”拿破仑搞侵略战争，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作法国革命的代表，所以就这么唱下来。北伐以后，童子军军歌就改了，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，所以歌词改为“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”，突显意识形态。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，不再是童子军了，所以我的弟弟会唱，我就不会唱了。
1928年，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，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占领了沈阳，随后占领东北，军队到达了长城，强敌压境，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，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。枪声零零碎碎地打了很久，但并不是大规模打，打一阵停一阵，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，1935年夏天订了《何梅协定》，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。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，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。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，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，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，黄郛的秘书汤鹤逸解放后在云南大学任教，后来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，解放后据汤说，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，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《何梅协定》，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，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、天津、河北撤出，党部全部撤走，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，而是交由西北军29军统治，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。
西北军是杂牌军，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，主要是冯玉祥的，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。国民党撤出后，由冯玉祥的29军（冯玉祥那时候已经下台了，但他的军队还存在）驻扎在北京，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，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，察哈尔现在是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。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出北京以后，情形又有变化。比如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。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，党部撤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，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，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。看不顺眼它也抓人，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，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在1935年冬天，一直到1937年夏天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爆发。
“一二·九”见闻
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天安门开会，有一阵几乎天天排着队去，是什么会我们并不知道，也不懂得，小学生能知道什么？反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