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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考的，还有后来和我在西南联大同学的，可大部分还是按部就班，结果就比我低了一级。
抗战以前，考大学、考中学都是各个学校分开考，各招各的，各考各的，比如你选定两三个学校，就到这两三个学校去考，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报。我记得1937年还是分开考的，到1938年就改成了统考，也是分几个考区，贵阳考区、昆明考区，还有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兰州、桂林，西部总得有七八个招生的点，东部被日本人占领了，像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就都没有、也不可能设考区，很多青年学子后来都跑到后方上学，这也反映了青年的爱国热情。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，所以也很郑重的，国文、数学、英语，历、地、物、化这些都要考，生物好像就不考了，可能还考一门政治吧，或者考一门三民主义之类的，总得有这么一门，不过我记不清了。上午、下午各考两门，两天就考完了。那时候我们也填志愿，和现在一样，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，所以报志愿也有讲究，报高了、报低了都会失误。不过我上的两个中学都是名校，而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，考大学应该没问题，所以我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，一个机械系，一个土木系，还一个什么系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没考虑上别的学校。
当年的考题我不太记得了，国文除了作文还考了一段文言文的翻译，那是《礼记·礼运》里非常有名的一段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……”那时候各地的学风很不一样，北京基本上是白话、文言参半，可是到了南方，文言文就更占优势。我们统考的时候也找历年的考题来看，清华北大的作文题都是白话，都看得懂，可是有份上海交大的考试题非常之难。上海交大是非常好的大学，请的都是清朝末年的一些老先生教国文，出了个作文题“‘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’论”，我连题目都看不懂，要是这个题目给我作文的话，肯定得零分。
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，不知道是谁出的题目，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。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，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，问：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是什么图形，并列出方程。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，描绘出来了，可是列不出公式。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，考完后跟我讲，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，得用极坐标。经他一说我才想起来，所以印象特别深，到现在还记得。另外，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启发，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：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，就得另换一个坐标，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。我想历史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，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，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，那是行不通的。文革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，资产阶级、无产阶级两个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，结果什么都往上面套，这是非常可笑的。比如一个科学的命题，它可能错，也可能对，但你不能说这个是资产阶级的，那个是无产阶级的。可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，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，都得无产阶级专政，结果有很多东西就说不通。再比如，原来我们的坐标是：地是不动的，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，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，说大地是动的，地球围着太阳转，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，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。所以，扩大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，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，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，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。这和宗教不同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，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，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，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，那科学就没进步了。
及至发榜，贵阳考区的第一名是高我一班的许少鸿兄，后来和我在大学及研究院都是同级，至今仍保持联系。我排在他之下，是贵阳考区的第二名，西南联大本系的第四名。第几名对我来讲无所谓，能考入西南联大就是当时自己最大的和唯一的愿望了。
第二章（1939－1946）
上学记·丙：迁徙的堡垒
——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一段的好时光。
1。自由散漫的作风
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，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，说：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，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——就是上海交大。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，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，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，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，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。
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报到，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好极了，真是碧空如洗，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。在贵州，整天下雨没个完，几乎看不到晴天，云南虽然也下雨，可是雨过天晴，太阳出来非常漂亮，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。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、除了山就是山，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，看着就让人开朗。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：环境不同了。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，北京、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，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，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，保持了原有的作风：没有任何组织纪律，没有点名，没有排队唱歌，也不用呼口号，早起晚睡没人管，不上课没人管，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，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自由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，喜欢听的课才听，不喜欢的就不看、不听。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。
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，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。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，记者问：“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，西南联大也不大，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材？”他的回答非常简单，就是两个字：自由。我深有同感。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，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，看什么、听什么、怎么想，都没有人干涉，更没有思想教育。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，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，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。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，晚上没事，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，有骂蒋介石的，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，而且可以辩论，有时候也很激烈，可是辩论完了，关系依然很好。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一次，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，有的同学是自愿的，可也有分派，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，那是强制性的，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。开会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：“梅贻琦官迷心窍，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，可以升官了。”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说：“打仗需要人，征调很自然的事情，你怎么能那么想呢？”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起来，不过过去就过去了，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。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，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，梅贻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，你骂他就是反党，性质要严重得多。文革时候更是这样，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、劳动，而且规定得非常死，学习的内容只能是捧着小红书，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。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，发现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，申斥了一顿，说：“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？！”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马克思，应该是没问题了，可也遭到了申斥，说：“告诉你，不要好高骛远！”
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，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人材永远都有，每个时代、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，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。我以为，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。没有求知的自由，没有思想的自由，没有个性的发展，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，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。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、背经，开口都说一样的话，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。当然，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会侵犯到别人，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。
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，妹妹是这个学校的，姐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