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，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，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！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？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！
地解决，日本军阀现在的气候已经形成，没别的办法，非打不可了。蒋介石最后决心要打，发表了一篇演说，正式宣布要抗战到底。《毛泽东选集》里有篇文章，说这是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。随后红军按照国民党的番号改成第八路军，接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，全国一致抗日。接着就是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，日本在上海进攻了。
同学关崇焜和我非常要好，暑假里我们相约每天见面，他家有无线电，可以收到南京中央电台的广播，每次时事新闻广播之前先播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鼓舞人们对日作战的士气和决心。8月14日早晨，我一大早起来在大门外等报纸。那天早上天朗气清，万里晴空，尽管还是盛夏，天气却很凉，我穿了一件单衣站在那里，觉得一阵阵的冷意。拿到报纸后，我看到昨天上海开战的消息。当时的报纸非常耐人寻味，以前都是说：日军进攻哪里，我军奋勇抵抗，收复了哪里。随着局势的转变，报纸上的态度和立场开始大为改观。《世界日报》对“八·一三”报道的大标题是“上海战事昨晨爆发”，这是一种纯中性的表达方式。而在此前，蒋介石的谈话表现出一种民族复兴的姿态，曾有两句非常有名：“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，决不放弃和平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，决不轻言牺牲。”但是，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，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，表明抗战的决心，表示目前已到最后关头，北平既变成沈阳第二，南京就会变成北平第二。
日本那时候对中国打仗，优势就在于它的工业基础比中国强，它的武器装备和它的组织训练比中国强，所以它的军力也比中国强，在北方、在上海都有海空军的优势。那时候中国空军很少，而且用的都是进口飞机。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学生，很多人都去投考航空学校，那一批人素质都很优越，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还是挺辉煌的。有一位前辈叫沈崇诲，我没见过，是从报上知道他的。沈崇诲1928年进清华土木工程系，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，“八·一三”时，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，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舰“出云号”，二十七岁就殉国了。
上海一仗打得厉害，全国士气高涨，张治中是当时的司令，几十万军队都投入进去了，打了近三个月。那是全中国，乃至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。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，这一仗却打得不很明智，应该是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地方那么小，又是平原地带，无险可守，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，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，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它的炮火，那样硬打牺牲太大，不值得的。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，“我们也能打”，“也能跟他拼”，在政治上、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，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。也许这是必要的，可是真要算起细账来，我觉得划不来。后来上海守不住，一泻千里，整个阵营都乱了。日本人攻下南京，首府被人家占领了，然后是徐州会战。北边的日本部队已经占领了北京、天津，顺着山东南下，南边的则从南京向北打过去，两边夹攻。打下徐州以后打郑州，然后沿着长江向上，1938年的秋天，日本人就打下了武汉。
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武汉，其主要的后路是粤汉路，通过它走香港，和外边联系。那时候国民党总有依赖心理，认为英国或者美国很可靠，日本不会打广州。结果日本军队在大鹏湾登陆，轻取广州，粤汉路就被断绝了。本来还有另一条路，从广西走睦南关到越南（1965年更名为“友谊关”），可是日本人打了广州以后就打广西，这条对外通道也断了，所以只剩下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途径——云南。云南南边通越南，那是唯一的出海口，实际上对外已经几乎完全被封锁了。
恋恋故乡情
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，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。对我来说，北京就是我的故乡，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，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琐的东西，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。
我的家在北沟沿，现在改作赵登禹路，对门有个小商店，卖油盐酱醋和青菜，一个掌柜、两个学徒，总共就三个人。因为就在我家对面，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，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。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，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，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。那些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，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。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，往柜台上一放，说：“掌柜的，来两口酒。”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，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，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，一边喝酒，一边跟掌柜的聊天，一副很悠闲的样子。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，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，然而非常亲切，就像老朋友一样。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，说声“回见”，就上路了。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，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，现代化节奏的生活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。
对我来说，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，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，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。小的时候身处北京，读书条件非常优越，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，到北京图书馆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。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，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，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，中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。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，环境非常优美，也很幽静，刚一进去是柏油路，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，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，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，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。因为周末放假，心情非常轻松，到了那里一次可以借五本书，非常方便，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。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，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，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。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，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，开阔了眼界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。后来战争爆发，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。
当然也有非常悲苦、穷得不得了的一面，肮脏，贫穷，落后，随处可见。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，是大宅门，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，比如西城、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。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，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，里面住着很多家，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，或者是失业的，穷困极了。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，也唱一些歌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“正月十五庙门开，牛头马面两边排……”，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。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，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。乾隆时候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，说：“李杜诗篇众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北京当时有一百万人，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，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，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吧。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，要说读过的也就《唐诗三百首》里选的那几篇，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，那算是高雅的文化。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，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“正月十五庙门开，牛头马面两边排”，那时候北京有一百万人口，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。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，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，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。
历史有两个特点，第一，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，不是由失败者写的。比如秦朝，秦始皇、项羽、刘邦三股力量最大，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，建立汉朝，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，把另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，这是必然的。假如我们想象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，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、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。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，谁当权就写谁，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。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，打胜利者的折扣，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。
第二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，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，也不可能流传。所以我们所看的历史都是正史，什么二十四史、二十五史，都是官方写的，只代表高雅的上层，而不代表下层。你要是真看了�